作者：     日期：2025-12-08

编者按：

       2025年12月8日，南京大学第二十六届“创新与育人”研究生导师交流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校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为2025年度优秀研究生德育导师颁奖并作指示讲话，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志华主持会议。我院张伯伟教授作为人文社科导师代表，进行了经验分享，现将张伯伟教授讲话稿刊布，以飨读者。

第二十六届“创新与育人”研究生导师交流会讲话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今天是我第二次参加此类活动，上一次是2001年4月28日举行的南京大学第二届博士生导师交流会。那时候我42岁，当了6年博导，是交流会上最年轻的讲话者。今天我改动杜诗两个字来形容当下的情形——“焉知廿四载，重上君子堂”。差别在于，我已经当了30年博导，可能是今天交流会上最年长的讲话者。

我到现在也还给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上课。面对大一新生，我常常问一个问题：高四和大一的区别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读大一，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面对研一新生，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大五和研一的区别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读研一，很多问题要由自己来创造答案。这样说可能比较抽象，现在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在高中语文课本上，常常会选陶渊明的一首《饮酒诗》，其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多大学生会异口同声地念为“现南山”，我猜这是由于语文课本上的注音导致，成为高中阶段的“标准答案”。这种读法是把诗句理解为“南山悠然地呈现在眼前”。但这不是唯一的读法，也未必是正确的读法。另一种读法是“见南山”，意思是“诗人悠然地观看南山”。不是客观呈现，而是主动观看。“见”这个字在萧统编的《文选》里面作“望”，只能理解为主动观望，所以读作“见”优于读作“现”。对于大学生来说，就应该破除读作“现”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的成见。即便作为个体来说，有人坚持读作“现”，但也应该知道，读作“见”并不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转到研究生、博士生阶段来看这个问题，在陶诗的原作中，究竟是“见南山”还是“望南山”？它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知道这句诗存在着异文，而是要努力拿出自己的判断或寻求自己的答案。而这种努力寻求，并不始于今天，它还是一件文学史研究中的“公案”。现在我很简单地介绍一下。

萧统是第一个编纂《陶渊明集》的人，所以，《文选》中作“望南山”就足以表明，最早的《陶渊明集》用的就是“望”字。然而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古书基本上还处于抄本时代，所以同一部书往往面貌各异，这迥异于刻本时代的书籍。到了宋代，就出现针对“见”字和“望”字孰优孰劣的争论。虽然多数本子仍作“望南山”，但由于苏东坡的论断，“见南山”就逐渐占了上风，“望南山”反而被贬低为“俗本”。这一直延续到清代，延续到现代学术的讨论中。现在我就要讲两位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上卓有建树的学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一位是黄侃先生，今年是他逝世九十周年。他说：“望字不误……无故改古以申其谬见，此宋人之病。”认定该作“望南山”。另一位学者是黄先生的弟子，也是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其判断作“见”为是：陶渊明本意采菊，忽见山色，采菊之心情遂转为看山之心情，从无意转为有意，所以，用“见”字则“望”义亦在其中。由见而望，正有层次；始见继望，尤为切合。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印了黄侃的《文选平点》，千帆先生曾嘱咐其博士生写作一文，本拟修改后两人联名发表。但这位弟子偏偏在“见”和“望”的问题上，重新伸张黄先生的意见，主张“望”胜过“见”。千帆先生也就取消了联名发表的初衷，由该生独自署名，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

讲这个故事是要表明，研究生、博士生的工作，是要拿出自己的学术判断，不仅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墨守师说。做导师的，要鼓励学生拿出自己的判断，包括提出与自己不同的判断。在上述故事中，程千帆先生提出了与自己老师不同的结论，程先生的弟子又提出与他不同的结论，程先生不仅不以为忤，还将该文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前几天我收到一篇山东大学教授发来的文章，其中说到他们的一个评价，就是程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占据了当代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献研究的半壁江山。如果这个评价属实，我相信，这与南雍学风倡导并实践的自由、宽容、争辩、突破等特色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我是这样思考师生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文化续命的关系。所以韩愈谈论老师的职责与意义，特别拈出“传道”，并将它置于“授业、解惑”之前。如果文化真正能够得到传承与更新，那么，其依赖的某种形式就是由师生关系构成的。《礼记》中记载，孔子临终前曾曳杖而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听闻后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于是一路小跑赶到门口，孔子还是说：“赐！尔来何迟也？”可见，孔门师生之间对于文化续命一事看得是何等迫切。三年前6月17日的凌晨，我在似醒非醒之际，仿佛听到了孔子在唱“曳杖歌”，起床后就把曲子写了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境，我也不知道这与两周前先师的忌日是否有什么关联，但我知道，文化就是这样，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续命”，从而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并光大弘扬于世界。

我刚才说过，二十四年前我曾经在类似的场合讲过话，那次讲话的主题是“身教重于言教”。和那个时候相比，今天的我已经“白了少年头”，但那时讲话的宗旨，我依然坚信不疑。这就是导师首先应该以自己的行为，给学生建立一个可以耳闻目睹的学术境界。我的老师曾经在我面前展现过这样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我在老师身边二十二年（1978-2000），他让我学到了如何做一辈子好学者，尤其是晚年的好学者。如今我自己也开始步入老年学者的行列，有必要将自己的见闻之知落实到行为举止，以在学术上永不满足、不断超越自我的努力，给我的学生辈们——无论是在读的还是毕业的，无论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一点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今年66岁，千帆先生在66岁时曾经这样表白：“就我来说，劳动有个效果问题，知识有个更新问题。人老了，知识不更新，劳动也就往往无效了，并非只要在不断地做，就是好的。”知识更新和劳动效果的问题，在今天受益于医疗事业的发达，人的学术生命也得到了惊人的延长，从而变得更加突出、更加紧迫了。最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古迪纳夫（John B. Goodenough），他在201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时候，已是97岁高龄，2023年6月25日去世，按中国的计算方式，活了102岁。我曾经很想能够如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一般，积累50年，到85岁开始写一部大书，93岁出版，活到106岁。所以这些年曾经“赋诗言志”，比如将T.S.艾略特的诗和尼采的诗合在一起成为集句：

    为什么年迈的鹰还要展翅？

    他的眼睛只看繁星，繁星。

  又比如借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句子自我激励：

      高峰过后便是下坡？我不信：

      高处永远将人引向更高。

而要做到或接近这等境界，就需要养成终生学习、永远在路上的习惯，需要不断地再出发，不断地重临新的起点。

去年我曾经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一点总结，回头看过去，大概以二十年为一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岁到40岁，学术核心问题是：在西方学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如何进行文学批评的，其在今天的意义又如何，任务就是总结、重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体系和价值。第二阶段是40岁到60岁，我认识到在体系化研究之上，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可能是对学术发展更大的贡献，所以集中力量推动“域外汉籍”的研究。这两个阶段的任务都已是“完成式”了，现在处于第三阶段，即60岁到80岁，重点是反思百年现代中国学术，将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索21世纪的新视野和新思维。如果老天爷格外开恩，那就还会有第四阶段，暂时可以不必去盘算。这几年刊发了一系列长篇论文，其共有的关键词就是“重审”，涉及文献学、古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诸学科，也算是占了文学院的半壁江山。但我的基本路径，还是沿着千帆先生指引的方向，不断更新知识，争取较大效果。

在学术研究的征途中，有些卓越的学者追求“定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他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地位很高，袁先生曾经引用一位北大更老的前辈讲的“学问的层次”：第一等是定论，第二等一家之言，第三等自圆其说，第四等人云亦云。千帆先生晚年很喜欢和我们聊天，他曾经戏称：“朱子说‘晚年定论’，我想改一个字，叫‘晚年谬论’。”所以，我也想说说自己的“谬论”。我觉得学术上的“定论”是不可能的，牛顿的三大定律被爱因斯坦撼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被霍金发现了漏洞，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人文学研究？所以我认为，能够达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等的学问，这也就是太史公所追求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意思。为了成就一家之言，势必要对既有的定论或占主流地位的意见发出挑战。但更为可贵的是，质疑问难的锋芒不仅指向他人，同时也要指向自身，学者对自己的论著也应始终保持批判的距离。这样的一家之言，就不是固化的、呆滞的，而是生气勃勃、日新月异的。

两年前在给本科生上课的“开场白”中，我讲了几对词语，就是固化与变化，单数与复数，一元与多元，确定与未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秉持和欣赏的应该是变化、复数、多元以及未定。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如此，用乔·莫兰（Joe Moran）的话来说：“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人是多元的、矛盾的、非学科性的、边缘模糊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终生学习。即便我们做了“博导”，我们也还是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向教育对象学习，向不同的文化学习，达到彼此孕育、共同进步的目的。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讲于南京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供稿：张伯伟

摄影：南京大学研究生院

责编：蒋馨怡  向月婷

审核：童岭

终审：倪蛟 董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