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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中心与边缘:日记与近代文史之学的拓展”工作坊简报
作者:  日期:2018-8-27




(南京大学文学院活水轩会议现场。)

近年来,清代以来的日记文献大量整理出版,给传统文史研究带来新的天地。面对海量的近代日记,文史研究者如何应对?随着日记新材料的不断推出,近代文史研究如何拓展?针对这些问题,2018821日至824日,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凤凰出版社协办的“微观史、中心与边缘:日记与近代文史之学的拓展”工作坊在南京大学召开。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致开幕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安徽教育出版社、南京市作协、凤凰出版社等单位近四十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日记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日记与微观史”、“日记的史料价值与文体特征”等日记相关专题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伊始,中华书局俞国林编审介绍中华书局近年的日记出版工作。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向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赠送最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5辑,包含《袁昶日记》《有泰日记》等稀见史料14种共20册。《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主编代表张剑介绍后续各辑出版计划,表示将增加日记在《丛刊》中的比重。此外,与会学者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史梅的引导下参观了潘重规先生家属捐赠、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皇皇百万余言的《潘重规先生日记》手稿。

(姜小青向南京大学文学院赠送《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第5辑)

(与会学者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围观《潘重规先生日记》稿本)

(潘重规先生(1907-2003)部分稿本日记书影)

(潘重规先生1940年所记《三台日记》)

一、中心与边缘的交互:日记与政局及官员日常生活

清代各级官员均有日记存世,这些日记不仅从细节上丰富对清代政局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政治现象和制度变迁,从而立体呈现清代政治的完整图景。戊戌政变时慈禧训政是两宫面见枢臣临时的决策,还是光绪与慈禧密商后从容的决断?捉拿康有为的谕旨为何不见于军机处档册?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读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札记》一文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利用廖寿恒日记对慈禧训政后的中枢决策及朝局做出细致梳理。熊术之(北京出版社)在《李鸿章、张元济与北京强学会的关系新论》一文中强调北京强学会中的中下层京官,多为甲午战争期间带有清流色彩的坚定主战派,但与李鸿章关系并非简单对立,李鸿章实际在暗中支持过强学会的活动。他还利用《徐世昌日记》,分析张元济等人在为何没有参加强学会,却又对维新运动作用甚大。韩策(北京大学)在《江督非湘人不可:晚清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中认为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但这一现象至1880年代才逐步形成。这与中法战争形势、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朝廷平衡湘淮南北等多种因素有关。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的《晚清的御前会议与政务决策——侧重朝廷大员日记的考察》则梳理晚清“御前会议”概念,认为这一词语直至1905年之后方出现在中文语境中,而严格的“御前会议”在晚清实际上从未发生过。朱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徐世昌的学行及其文化观考论——以<韬养斋日记><弢斋述学>为中心》探讨徐世昌因时势而变化的学行及文化观。受甲午战争影响,徐氏从推崇理学而接受“中体西用”之说。晚年觉“理学空虚,无补实际”,遂提倡颜李之学,希图“转移风气”并“维系世道人心”。欧战后,徐世昌复倡导“调和东西文明”之说,并希冀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徐世昌的文化观及其调和中西文明的设想则多见于《弢斋述学》中。


(南大文学院活水轩会议现场,左起王玮、姜小青、徐兴无、俞国林、张剑。)

二、拓展日记研究:阅读史及相关专题的驱动

在书籍史及阅读史研究日渐升温的背景下,日记因包含丰富的书籍史及阅读史材料,为文史研究开辟新天地提供充足的养料。苗怀明(南京大学)《从适意阅读到专门研究——从<徐兆玮日记>看近代文人的小说情结》以《徐兆玮日记》为基础,探讨近代一个普通文人的小说情结。文章揭示徐兆玮是中国小说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其小说阅读伴随着晚清到民国时期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全过程。彭国忠(华东师范大学)《观剧、看戏:一个典型士大夫的非典型观剧活动》通过研究《孟宪彝日记》,发掘其中大量的观剧评剧记录。他认为这些戏剧记录反映清末民初士大夫的戏剧观,再现了清末民初的和戏剧生态,为研究清末民初戏剧在文人生活世界里的位置提供了重要资料。徐雁平(南京大学)《新学书籍的涌入与“脑界不能复闭”》通过细致分析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认为孙宝瑄是在新学涌入、新词汇引进的大潮中学会如何使用新词汇、新概念思考的代表人物。日记反映孙宝瑄在生理卫生、伦理道德、国计民生等问题上过程性的思考印迹。经由孙宝瑄如何通过阅读新学书汲取新知、转化本土思想资源,可管窥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黄政谈《江标日记》与晚清士子的金石习得)

在日记与其他专题的研究上,出版史、教育史、金石学、医学、军事学、词学、艺术学等领域成为与会学者较为关心的热点。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谈民国时期出版家赵南公日记》以民国时期著名出版家赵南公的日记为线索,还原出创造社早年与上海泰东书局的密切关系。丁小明(华东师范大学)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王伯群与大夏大学1932年财政危机——以稿本<王伯群日记>为中心的考察》通过梳理稿本《王伯群日记》中有关大夏大学1932财政危机的记载,揭示王伯群、欧元怀、何应钦等人于大夏大学内外交扰的困境下,如何进行财政自救的历史细节,还原出民国私立高校的复杂生存环境。黄政(陕西师范大学)《晚清士子金石学的习得研究——以叶昌炽、江标日记为线索》一文认为,乾隆中期以降的府州县志、地方金石总志编纂、嘉庆以后的省志编纂都对晚清金石风气的生成、士子习得金石学问产生重大影响,而金石拓本的研习路径、金石文献的整理体式也塑造并凝结了士子金石学的偏好与水准。尧育飞(南京大学)《一家之学与一地之风——<潘钟瑞日记>所见吴中金石活动考论》通过考察光绪十三年(1887)年底由潘祖荫指挥、潘钟瑞主持虎阜拓碑活动,揭示光绪年间苏州地区碑拓世界运行理路。通过家族、乡谊、发达的碑拓商业及碑拓交流圈,潘氏家族的一家之学得以引导一地之风。稂志艳(南京大学)《儒而知医:晚清文士习医探究——以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为例》一文认为赵烈文作为晚清士人中儒而知医的代表,对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医典的整理与校勘有不可忽视之功。樊昕(凤凰出版社)《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的文史价值》一文揭示赵烈文早年乡居生活,经由赵烈文之笔,太平天国兴起及与湘军在长沙、武昌、南昌等地的攻战,赵烈文第一次赴南康大营的始末与细节等史料得以较为全面披露。该文还提及赵烈文早年在常州地区的词会活动,为研究晚清地域词学提供宝贵材料。孙田(中国美术学院)《日记与印鉴中的传记:<云间邦彦图>杨葆光钤印考略》利用杨葆光日记材料考订杨氏在《云间邦彦图》中所用钤印,揭示其文化寓意。

(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谈孙宝瑄阅读新学书籍获取新知)

三、日记的再认识:独特品质及新方法的期待

随着日记研究的深入,日记自身的形态、特征等日记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张燕婴(《文献》编辑部)《浅谈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以俞樾函札整理为中心》利用俞樾等人日记为俞樾所作信札系年做出举例性的演示,说明日记这类文献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的颇具价值。再从日记与俞札的对读、不同当事人日记的对读两方面,对日记资料可能存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缺陷等给予举例性的揭示。由此,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日记价值,避免日记作为史料的局限性的方法得到初步揭露。吴钦根《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论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一文利用长期遮蔽的谭献日记稿本,在对比刻本的基础上,发现谭献将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在刊行刻本前,谭献对原始稿本做了一系列的文本重塑工作,以达到文本内容的客观性、序列化效果。与此同时,谭献日记内容也由此从私人化的记录彻底转变为公共性的知识。彭勃(南京大学)《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一文注意到日记与理学复兴的关系。文章以李棠阶、曾国藩和倭仁日记中保留的零星线索为根据,试图还原道咸同时期日记互批复兴的整体图景,并指出传观日记互相批阅的修行方式因倭仁达到顶峰,但也从此走向衰败。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日记研究的现状及未来进行充分讨论。大致包括:日记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政治史、经济史、地域文化、书籍史、气象学等研究领域提供了珍贵材料,但日记不能仅被视作边缘材料和研究资料,日记本身也具备成为研究中心的可能。日记既能在微观上揭示历史,也能弥补甚至挑战宏观历史研究。明乎此,日记研究应当从理论和方法上寻求突破,既要充分认识中国日记的特性,也不妨借鉴西方日记尤其是艺术家日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5辑包括《袁昶日记》等著作14种共20册。图片来源:凤凰出版社)

与会学者表示,随着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为代表的大批日记的出版,相信未来的日记研究将在广度和深度上呈现出更加繁荣的局面。

(注:文中图片除标明来源外,均为曹天晓、杨珂摄)

(作者:尧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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